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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《中国机长》:造飞机,上冰川,刘伟强这样再现川航奇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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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
娱理
来源:
2019/10/11 15: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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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:

 

刘伟强出现在《中国机长》片场的时候,手边总是备着威士忌,一天干掉一瓶。

 

抽雪茄提神的张涵予,明白他的处境,“民航总局老来探班,电影局的领导也老来探班,我们电影家协会的领导也老去,还有博纳的于总也老去。这么多人关注你,又定好了在一年后的国庆档上映,造成了导演的压力。”

 

《中国机长》改编自一个特情真实事件。

 

于冬从民航总部拿到这个题材的改编权,交到刘伟强手上时,已经定好在次年国庆档上,留给刘伟强的时间只有一年了。

 

“什么都没有,剧本、演员、团队...什么都没有。”刘伟强需要在这一年的时间里,敲定剧本的方向和框架,说服西安飞机制造厂停工为他造飞机,组织多位一线演员集中三个月内完成拍摄,还要兼顾美国公司制作的特效。在巨大的关注之下,这个任务不仅要按时完成,更要完成得漂亮。

 

国庆档前夕,《中国机长》成为最早公开放映的影片。

 

放映结束后,见到了疲于宣传奔波的刘伟强。一见面,他就兴奋地给我听了一位电影学院的老师发来的语音,对方激动地说:“刘导,我刚刚看到,全程眼泪汪汪的,又紧张又感动,我还好心疼你,你怎么可能完成这么一个任务啊,这么难拍,这么短的时间里,简直是太好了。”

 

“她讲出了我的心声:难。如果有一个情节没跟上,都完了。”刘伟强心有余悸。

 

“有时候你就是要跟自己斗气的,我就要在这么短的时间,做出这么好的东西,争一口气。”

 

2018年5月14日,四川航空3U8633航班飞上万米高空之后,驾驶舱风挡玻璃爆裂脱落,座舱内释压,生死关头,机组临危不乱,确保了机上全部人员的生命安全。这件事轰动了全国,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,还改写了国际空客公司机长手册上的操作流程,是世界民航史上的奇迹。

 

  不可能的任务  

 

四川航空3U8633特情披露之后,刘伟强的朋友圈热闹了一阵子。

 

过几天,好几个人说,这事件可以拍电影,网上也有不少讨论,说好多电影公司都有意拍摄。有个演员私信刘伟强:“导演,你很适合拍。”刘伟强问为什么,他说:“总之你适合啦,你拍就找我做演员。”

 

去年9月,于冬打电话给刘伟强:“我拿到了四川航空3U8633的拍摄权,你拍,好不好?”

 

刘伟强觉得有点突然:“哈?”

 

“这个任务很艰巨,明年国庆档上吧。”于冬说。

 

刘伟强没有犹豫:“OK。”

 

在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,许多导演都经历过老板把档期砸在面前、自己拼命赶工的故事,刘伟强就曾经试过,当第一集《古惑仔》还在上映,老板就定好了三个月之后上第二集。但那时候预算不会太大,机器往铜锣湾街头一摆,原班人马即刻上手,郑伊健自然知道陈浩南接下来会怎么做。

 

 

《中国机长》的情况不同,它是有原型事件和人物的大制作,需要严谨详尽的剧本,有大量飞机内外的镜头,特效难度高且量大。而且,在观众已经知道结果的情况下,还要“让观众有坐过山车的感觉”。

 

“但我就是要让它Possible(有可能的)”这就是刘伟强爽快接下任务的原因,他形容那是一种自虐:“剧本、演员,什么都没有,我又觉得这是个特别的题材,导演就是这样的,我们很喜欢自己虐待自己。”

 

刘伟强很快带着编剧赶往成都,第一时间见到了原型机组的机长刘传建、第二机长梁鹏、副驾驶徐瑞辰以及乘务长毕楠,机组成员把事件发生前后的经历与心理都讲了出来。

 

整个民航是怎样运行的,被刘伟强摸得明明白白。原来一架飞机六点半起飞,机长和机组成员以及很多保障人员凌晨三点多就已经起来了。有人清跑道,有人做飞机餐,有人给飞机加油加水,安保上来,每寸地方看清楚,运送行李,有专门的机构做重量的平衡,还有很多人坚守塔台。

 

 

这些访问资料成为电影文本的基础。然而,摆在刘伟强面前的困难是,从起飞到发现风挡玻璃裂了,再到从高原回成都,安全备降,整个事件的核心大概是34分钟的事情,如何把它加工成为两小时左右的电影呢?

 

刘伟强跟编剧开了很多次会,从很多方面去思考,“比如,当风挡爆裂之后,机长和机组人员是怎么处理的?后面客舱中的乘客又是怎么反应的?再比如,当飞机发生意外之后,地面有什么部门发现了这个问题、又是如何帮助飞机顺利完成备降的?”

 

有了文本基础,又制定好方向之后,刘伟强把剧本交给了编剧。

 

“我常常对编剧讲,你快点去写啊,不管你写没写到,我都要拍的了,因为我是从视觉上去想象的。”摄影师出身的刘伟强,二十几岁开始,就以脑海中的画面去跟人沟通。

 

“怎样令观众嗨呢?”刘伟强与美国特效公司沟通,形成了几十个印象图,“我把它当动作片拍的,想了很多场的视觉,飞机进入云里面,云层跑出闪电,飞机出事,乘客什么反应呢?我不是写了乘客发疯的戏吗?还有飞机进入跑道那刻,所有人的反应。”

 

 

“导演好像指挥家,当当当当(笔者注:请用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唱出),然后就,当当当当,那是气氛,文字写不出来的,需要摄影、灯光配合音效,全套去想。”

 

刘伟强形容《中国机长》像是一块磁石,当你想拍的时候,很多人和事自然就被吸引过来了。

 

制片人是和刘伟强一起监制《烈火英雄》的李锦文,两人从《咖喱辣椒》(1990)开始认识。香港电影工业有很多女性制片人,人们比较熟识的施南生、许月珍、彭绮华、梁凤英,分别与徐克、陈可辛、王家卫、林超贤合作较多,更多时候,她们会独当一面,与不同的导演合作,李锦文与徐克、尔冬升和刘伟强都合作过,也监制过一些新导演的作品。

 

 

当李锦文知道这个项目时,机长已经确认由张涵予出演,因为“没有人能代替,你还能想到谁比他更好呢?”

 

乘务长毕男的扮演者,是刘伟强从头到尾都认定的袁泉。李锦文说,那是因为刘伟强感觉袁泉是能压得住的人,“袁泉不是‘演’压得住,她的这一种淡定是从骨子里渗出来的,而且她讲话不会过,她真的就是这个乘务长。”

 

杜江和欧豪,是刘伟强和于冬一起定下的,从《烈火英雄》到了《中国机长》。

 

演员们的档期都非常配合剧组,张天爱和李沁的戏份主要在经济舱,李锦文只需要早点告诉她们哪几天的戏有她们,她们就会提前回到剧组。剧组为她们安排了休息的房间,她们几乎不进去休息,总是在外面讨论,还被监制取了“李百灵”和“张喜鹊”的外号。

 

李现出现在这部电影里,除了导演的邀请,还有监制李锦文的原因。在《河神》之前,李现出演过电影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。“我是第一个用李现的人”,李锦文说,李现一听到她在《中国机长》当监制,就很高兴地加入了进来。

 

10月,演员们陆续进组,开始训练。张涵予、欧豪和杜江,去学如何驾驶模拟机。

 

教员们戏称,杜江和欧豪是在很短时间内“掌握了别人五年要学习的东西”。在突击训练的那些天里,他们上午学理论,下午在模拟舱里面学驾驶。第一天上课的时候,上午前一个小时,两人简直像听天书一样,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当下午到了模拟舱里的时候,他们又好像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。

 

袁泉、张天爱去四川航空的客舱模拟舱接受训练,了解空乘的仪容、礼貌、举止要求,学习怎么为乘客服务。

 

刘伟强也要跟着演员去上课,坐在模拟舱的时候,一个困扰刘伟强的难点,有了眉目。

 

  造飞机  

 

拍飞机,当然要搞一架飞机来了。

 

有人跟刘伟强说,你可以弄架旧飞机回来啊,或者去美国看看《萨利机长》怎么拍的。刘伟强真的去了美国,看到《萨利机长》拍摄的“飞机”,那是一个只搭了机头和机舱六七排座位的景,其他用电脑加工。

 

“3U8633航班机型是A319,119名乘客。这部电影肯定不能只拍机外和驾驶舱,要拍客舱里的人,才可以将整个故事讲出来。”刘伟强觉得,一定要完整的飞机。

 

他又去到了拉斯维加斯,那里有个飞机坟场,但是还是没有整架飞机给刘伟强看。

 

在川航训练的时候,刘伟强坐在模拟舱里,学习每个按钮的作用,模拟当天从重庆飞到拉萨的过程。

 

刘伟强突然问:“这个模拟舱是哪里做的?”

 

川航的人告诉他,是西安飞机制造厂,巧的是,这个厂的技术团队正好在楼上开会。于是,刘伟强问他们能不能过来。不一会儿,西安飞机制造厂的团队就过来了,带头的是他们的工程总负责人。

 

刘伟强开门见山:“我想要一比一的飞机,能完成颠簸那些动作,有没有可能。”

 

对方沉默了,许久,他们说,“一比一做出来的重量太大,而且还要能动,全世界都没有一个运动平台可以承受超过五十吨的重量。”于是刘伟强问把飞机分成两段可以吗?不行。那么三段呢?对方想了想,回说技术上可以,但是通常做这样一个模拟机需要六至八个月。

 

“不可以,我要国庆上。”刘伟强说。

 

负责团队决定回西安请示领导。刘伟强说:“我跟你去,拜访你的领导。”

 

第二天,刘伟强跟着团队落地西安。在那之前,刘伟强甚至有点怀疑,西安真的做得出飞机吗?后来他才了解到,西安是飞机城市,那里有两万多人在制作飞机,“等于美国的西雅图”。团队还带他去了专门做轰炸机的“飞豹科技”,那里有机场,专门试验新的飞机。

 

西安飞机制造厂的会议室里,人头攒动,每一个部门都有重要成员列席,厂里的最高领导坐在对面,刘伟强提出了自己的需求:“不论如何,我一月份要拍,时间就这么多了,有没有可能?”

 

工程师们你看着我,我看着你,领导说:“除非都停下,来做这个工作。”

 

“可不可以帮这个忙?”刘伟强坚持。

 

“刘导,我们帮你,这个挑战我们一起去迎接。”西安飞机制造厂的领导同意了。

 

《中国机长》模拟机舱软件技术负责人是王宝拨,团队模拟了整个A319飞机,把飞机分成了3段,一段机头、一段商务舱和部分经济舱还有机尾,中间会有800毫米的安全距离。这三个部分可以完成飞机俯仰、空转、颠簸还有一些急降的动作,还可以把它拆开,把机头单独拿出来,机头单独动,二、三舱连体动。

 

“这个项目下来,基本上是2000多万。”王宝拨说。

 

拍摄的飞机造出来了,可放在哪里,刘伟强又犯了难。一架可以运动的飞机,实际上是一个超过五十多吨的运动平台,上面是飞机,下面是平台,需要往下打超过两米的地基才能固定好。他想起之前拍《幻乐之城》的时候,曾经在无锡影都录节目,印象之中,那里的录影厂配置和管理都还不错。

 

制片人李锦文连忙赶往无锡定棚。

 

无锡影都有两个大小合适的棚,一个是水泥棚,不太可能打地基,另一个是土棚,李锦文求了很久,无锡影都最终派出了工程师,配合剧组打好了地基。

 

《中国机长》入驻的时候,无锡影都一半的厂被人预定了,刘伟强呆了一个星期,就知道那个剧组“应该开不成”,后来那个剧组真的没有开工。于是,《中国机长》租下了所有的厂,黄志忠、李现所在的控制室,冯文娟控制的塔台,都从10月份就开始搭建。

 

刘伟强给美术部门的指令是:“所有的这些场景,出来一定要现代化,虽然戏不多,但也要做得细腻。我要这些场景出来之后,观众会‘哗’的一声。”

 

 

  狼的秩序  

 

 

许月珍曾经评价刘伟强:“他是一个用本能拍戏的人,有点像古代的一匹狼。对他来讲,片场是一个战场,他进去,拿着刀就去砍了。不要突然走到他面前说,‘哎,我们停一停好不好’。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前跟他讲,但不要在现场讲。”

 

刘伟强对片场有着极强的控制力。

 

李锦文和徐克、刘伟强等多位名导都合作过,徐克也是计划性很强的导演,但会有商量的余地,只是听不听再说,而刘伟强通常是“我说了算,没商量,我说了你就去做啦”。

 

《中国机长》今年1月开机,拍摄期三个月,剧组只休息了一天。但拍摄过程是比较健康的,演员7点化妆,9点拍摄,通常拍到下午三四点就收工。这时候,前一天的拍摄内容已经剪好,刘伟强会拿给大家看,除了演员,各个部门的头也要在场,大家一起看前一天的内容。

 

“你自己会知道哪里有问题,然后补回来。”刘伟强说。

 

民航总部派了两名飞行顾问以及两名乘务顾问,他们会在现场实时指导,在观看前一天的剪辑素材的时候,四位顾问会就当中的专业性错误提出意见。

 

人物也会在这些过程中越来越丰富。比如袁泉的出场戏,就是刘伟强现场加的,他认为应该给乘务长更多密码,让观众去想象她的背景。于是,刘伟强设计了一个侧面反映毕男感情状况的戏,车窗外情侣打闹,毕男疲惫地看了一眼,嘴角扬成一个苦笑的弧度,开车去工作。

 

李锦文曾经在哥伦比亚担任制片六年,在各种流程上,她都要求极致的分类。

 

管理预算,她有一个从美国工作沿袭下来的表,不记流水账;剧组被她分为外围、中间和片场,三个部分需要的东西,尽量在内部流通,减少跑远耽误时间的可能;在核心的片场,摄影组、灯光组和服装组等也都要分开,不允许交叉。

 

两个人都极其有制度、有计划,拍摄起来非常顺利。

 

剧组经历了好几次转场,得到了民航方面极大的支持。在重庆机场,他们拍了机组行前准备、飞机起飞的镜头。

 

后来去成都机场拍摄时,正值春运期间。在客运量极大的情况下,成都国际机场向《中国机长》剧组几百号人开放了两天的拍摄权限,把备用跑道给剧组拍摄飞机降落,出动了消防和医疗团队再现当时的情景。

 

《中国机长》有大量壮丽的俯瞰镜头,那是刘伟强用直升机飞了一个星期拍到的。

 

剧组还去了达古冰川,上了4800米,李锦文高原反应剧烈,还因此住进了医院,刘伟强忍着头痛,拍下了那些自然景观。

 

从成都回香港过年的时候,刘伟强买了红色的圆萝卜,这是他多年的习惯。

 

1997年,刘伟强到四川拍《风云》,因语言沟通障碍,互相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,但当地村长依然很快动员全村的人爬山,供拍摄电影之用。有一天村长病了,是演员抬村长下山的。

 

“从不吃麻辣火锅到喜欢吃,我不知道为什么,身边好多工作人员,女朋友都是四川姑娘,我又有个干女儿春春(李宇春),也是成都人。”刘伟强笑着说,拍了三部《澳门风云》,连续三年都去成都宣传,次次都是过年,所以他每次都会带着红萝卜回香港,因为那颗萝卜会开出花,“好靓,这就是好兆头,成都好像很Lucky。”

 

除了实景拍摄,刘伟强还要抽出时间飞去美国看特效制作情况,“有一次我飞了十三个钟头过去,落地是中午11点,吃完晚饭,看完特效,然后凌晨三点飞回国。”

 

 

 我爱祖国的蓝天  

 

 

今年6月,《中国机长》定剪,最初的片长是九十几分钟。

 

民航看了之后,给了一些专业性的建议,对于一些天马行空的电影艺术加工,他们都很理解,比如电影对机组人员的善意调侃,他们也看得很开心。

 

老板于冬看了之后,觉得应该加到120分钟,观众会舒服很多。于是,刘伟强把积雨云的特效部分收紧了一些,以期让节奏更紧凑,增加了飞机落地之后机组人员吃火锅的戏,还在片尾加了原型和演员的对比。最终,《中国机长》片长111分钟。

 

影片的结尾,机组在火锅店唱起了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。这个场景被李锦文称为“神来之笔”。

 

拍摄时,刘伟强认为,应该集体唱一首关于飞行员的歌。被杜江称为“中国金曲300首曲库”的张涵予献计献策,他想到了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,还把才旦卓玛唱的《远飞的大雁》也推荐给了刘伟强。

 

拍摄那天,李锦文知道刘伟强要放音乐给大家,但她没有想到是哪首,“所有的演员感情马上就涌出来了,我在监视器旁边,我真的有眼泪跑出来。”

 

不过也有人嫌它煽情,刘伟强却说:“应该煽情的。”

 

他提起《中国机长》上映之前,剧组集体去了一次成都,离开的时候,一千名民航人站在他们身后,一起唱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,刘伟强挥舞着国旗,忍不住回了个头,“真的很震撼”。

 

刘伟强还用了不少篇幅讲述机组人员回归平静的生活,这是因为“完整点比较好,我希望有讯息给大家,刘传建机长冷静,也很顾家,这些我觉得很温暖。”

 

“为什么拍了好几部主旋律电影”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,刘伟强先是调皮地说:“林超贤多一点!”

 

接下来他又认真说,“商业戏和主旋律是没有矛盾的,尤其是现在更没有了,主旋律很多人看,商业片也希望好多观众看,完全没有矛盾。我觉得香港导演只会越来越融入,有很多主旋律的题材是很有趣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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